韩国知耻文化何时渗透到中国官场

2014-4-28 11:18| 发布者: jinlongyi| 查看: 1269 |原作者: 卞广春|来自: 东方网

现在韩国国民对政府极其不信任,郑烘原的辞职,是政府重拾国民信任的一种做法。


27日上午,韩国总理郑烘原辞职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韩国媒体和网友的热议。韩国NewOne新闻网评论称,现在国民对政府极其不信任,郑烘原的辞职,是政府重拾国民信任的一种做法。而韩国分析人士指出,总理辞职行为与韩国的知耻文化氛围有关。(4月28日《南京日报》)

  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事故,伤亡惨重,遇难者中有许多年轻的学生。用中国话解释,这次事故,决不是偶然的。而继檀园高中校监姜某获救后自杀身亡,韩国总理郑烘原的引咎辞职,不能不让我国市民对这种重廉知耻、承担责任的勇气和知耻文化感到震惊与敬佩。

  韩国社会的辞职之风,长期萦绕在政坛。1994年10月21日,韩发生交通惨剧,事故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时任总理李荣德就此事故向国民道歉并向总统递交了辞呈,以示承担圣水大桥坍塌事件的责任。历史上,总理李海瓒休假时与一群商人打高尔夫球辞职,总统智囊团东北亚时代委员会主席文正仁和青瓦台国民经济首席秘书(顾问)郑泰仁因不适当的职务行为而辞职等。政务官引咎辞职,党务官员也引咎辞职,而比引咎辞职更残酷的是因愧疚自杀现象也十分普通。

  韩国社会辞职、自杀风盛行,习惯性解释是与他们的知耻文化氛围有关。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自杀,都抱着深深的负疚感。在辞职信或自杀遗书中,他们都将“愧对国民”、“深感不安”,“辜负了选民、党员对自己的信任”等,作为辞职或自杀的原因。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爱惜自己的名节,比平常人更注意自己的言行与操守。

  韩国知耻文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的儒家传统文化。然而,与韩国的知耻文化氛围相比,我国的许多官员,对厚黑学研究可谓登峰造极。本应在我国积淀更深的知耻文化,不仅在我国官场毫无传承、发挥可言,更多人反而以厚黑为荣。对群众近距离指名道姓的批评、揭露,要么以知耻文化作为遮羞布,为自己的失职、渎职找理由,要么无动于衷,甚至动用肮脏、不正当的手法“排除万难”,消退反对的声音,摆平所谓的问题,突出体现个人的权力优势和小聪明。

  不仅我国官场没有知耻文化的基础,我国官员个人也缺乏知耻文化的动因。一度时期,我国曾在全体公民中进行过廉耻教育,但官场无廉耻,让群众讲廉耻,效果可想而知。期待中国官场渗透韩国知耻文化,并不是要把韩国社会辞职、自杀之风引入我国,而是要在官场形成对问题、对事物的公正评价机制和观念。出了事故或问题,责任人要自我反省,敢于承当,宁可选择比规定责任更重的自我处罚形式,也不应当不知耻辱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仅官场要有类似的约束机制,媒体和公众应有主动的监督意识,加大不知知耻官员的从业风险,官员个人也应有对公众权利的尊重和对责任的救赎愿望。

  韩国知耻文化的形成,显然非一日之功,知耻文化的影响亦非局限在官场或某个方面。由此可见,我们的知耻文化,说易行难。但其根本,是要有行动,有反思,有制度,有督促,有步骤地推进。知耻文化不能渗透到中国官场,厚黑文化就会积微成著、积重难返,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影响公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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