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

2007年6月28日，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这座本不起眼的建筑，因为围墙外侧架设在人行道上的第二层铁丝网，而显得有点突兀。

在拒马背后的岗亭里，武警战士的目光警惕地扫视着门前的队伍，那是等候赴韩签证的群众。

“今天怎么这么慢啊？”队伍里有人抱怨。

“是啊，领事馆电话转人工服务也老是没人接。”另外一人接过话茬。对于这些亟盼获得韩国签证的人——有些甚至是已经多次遭到拒签而继续为之努力——领事馆的些微变化都是很敏感的。

他们或许并没有注意到几天前的一条消息。6月22日，沈阳当地报纸称，“辽宁省公安厅根据获取的案件线 索成立专案组，经过近两个月的侦查”，“破获了一起以韩国人金某和申某为骨干的团伙特大组织偷渡案。2004年下半年至案发，该犯罪团伙与国内偷渡组织者 相互勾结，通过伪造各种签证申请材料，收买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中国籍雇员，并在其协助下骗取探亲签证，大肆组织中国公民偷渡韩国，从中谋取巨额非法所 得。”

而根据韩国媒体报道，在6月22日之前，有3批共计18名中国雇员在领事馆中被中国警方带走。这占到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中国雇员的一大半。

“领事馆的日常工作受到了影响。”一位接近韩国领事馆的沈阳韩侨说。

韩国外交部则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并向媒体表示，“等中国公安当局的调查结果出来后，外交部会发表相关内容”。

据了解，中国方面目前由公安部和外交部直接联合督办，“得到了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协助”，对外发出新闻稿的辽宁省公安厅对具体的侦办细节则并不了解。

进入外国领事馆抓人，这一行动并不寻常。据悉，韩国法务部也已经派人进驻沈阳领事馆，追查韩方工作人员在这一团伙偷渡案中的责任，牵涉其中的可能包括领事馆的高级官员。

因为中韩当局的刻意低调，此次的偷渡案件并没有引发广泛关注，但是隐藏在背后的成熟偷渡产业链已然浮现。

朝鲜族的“韩国梦”

朝鲜族人移居海外，尤其是迁往韩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东北三省的朝鲜族公民“通过各种途径”陆续移居海外，其中迁入韩国者大约有40万。而中国朝鲜族的总人口才200多万。

1978年，韩国开始允许在韩国有亲戚关系，且50岁以上的中国老人进入韩国。1984年，中韩双方允许公民到对方国探亲，朝鲜族赴韩探亲和定居的人数大大增加。

与此同时，大量中草药和补品涌入韩国，一部分被探亲者作为礼物，另一部分则在韩国以高价出售。这些朝鲜族探亲者带去强心剂、健肾丸、牛黄清心丸、樟脑球、肝脏药、医药材等等，一天可挣510万元韩币（相当于人民币350—850元）。

有的还从中国偷偷带出人参、熊胆、鹿茸、麝香、牛黄、白蛇等，一条30厘米长的白蛇能卖700-800万韩币，相当于人民币5-6万元，对当时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第一批发财者从韩国财归故里后，各个东北朝鲜族社区里一时轰动了。韩国的繁荣、现代化，倒卖中药材能发大财的说法，激荡着所有朝鲜族人。

中国的朝鲜族大部分是清朝中期以来从朝鲜半岛移居东北的，而根据韩国的移民法律，8寸以内（从高祖至玄孙）的血亲或者4寸以内的姻亲都可以前往韩国探亲。所以，几乎所有朝鲜族人都能在韩国找到一些亲戚。1992年之后，前往韩国探亲的朝鲜族民众人数呈现爆炸性增长。

然而，倒卖药材的致富之路并不能走太久，随着中国人的大量涌入，以及卖假药的出现，风靡一时的探亲兼卖药模式从1994年开始变得冷清，现在只能偶尔在首尔的地铁站看到卖中药的朝鲜族。

但涌向邻国的人流却并未就此中断。以出国探亲的方式赴韩的朝鲜族还是有增无减。他们找到更直接的“赚大钱”方式——打工。

尹红就是这个时候决定要去韩国的，她的家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此时已呈现出“全民出国”的狂热，不仅朝鲜族在寻找各种机会前往韩国打工，汉族的青年们也开始积极学习韩语，赶上这一波淘金热浪。

1997年，41岁的尹红从延边的国营企业下岗。她没有找到在韩国的亲属，但却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了一个去韩国“商务参访”的机会。

现在回想起来，尹红觉得，当时通过朋友关系找到的“途径”，实际上就是现在各种出国“中介”的初级形态。

当时，韩国的移民法律还没有那么严格。在首尔注册一家公司，经过简单的验资证明，就能邀请“在中同胞”访问韩国。尹红前后花了3万块钱，这年的7月，已经是10岁孩子母亲的她踏上了仁川的土地，签证时间为1个月。

她留了下来，签证到期的时候，她已经在一家仁川当地工厂的厨房干起了洗碗洗菜的活儿。一个月收入90万韩币，大约7000块钱人民币。这相当于她在中国一年的收入。由于是没有身份的“黑户”，她并没有享受到韩国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每天最少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

但尹红还是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毕竟在同一工厂上班的，由中国的劳务输出公司组织的其他中国人，每个 月只能拿到60万韩币的工资——而且工作强度并不比她低。很快，这些工人都偷偷逃走了，“跳槽”之后，他们的收入也能达到90万韩币，即使“黑”着，也比 再受一道中介公司的盘剥强。

尹红每个月能攒下5000~6000元人民币，她把这些钱部分寄回延边，以供养自己快要考初中的儿子，另一部分则攒了起来。她希望辛苦几年之后，能积攒一笔钱，回到延边做个自己的小买卖。

打工攒几年钱，然后回家买房，开个小买卖，甚至开公司做大生意，这是1990年代中期第一波赴韩国打工浪潮中，大部分朝鲜族最初的“韩国梦”。

八仙过海

1998年，韩国修改了移民法律，商务签证的申请与审批变得更为严格。通过商务签证大批前往韩国，然后非法滞留打黑工的途径被压缩。许多人开始打起别的主意。

首先是“向福建人学习”，通过在大连、青岛、烟台等靠近韩国的港口登船，然后在仁川附近海域“抢滩登陆”的强行偷渡越来越多。

据中国公安部统计，1995年，在辽宁、山东、江苏等省拘捕的密谋偷渡韩国者，有1947人，而当年全国抓获的各类偷渡者总数不过6000余人。

2001年，甚至出现由韩国、福建以及朝鲜族蛇头联手组织，共计60人的“联合偷渡团”。其中25名福建籍偷渡客的目标是借道韩国偷渡美国，他们的偷渡费用为6万美元。其余朝鲜族偷渡客的目的地则是韩国，费用为6万元人民币。

在他们所搭乘的偷渡船最终抵达韩国之前，25名福建籍偷渡客在船舱中全部窒息而死。韩国籍船长指使手下船员将他们抛尸大海。这起惨剧与震惊世界的“多佛惨案”一起，促使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打击中国偷渡集团。而韩国也因此继续修改移民法律，加强对非法滞留人员的遣送。

此时，东北朝鲜族赴韩国发财的梦想已经变得不可阻挡。结婚，则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另外一条捷径。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1998年3月末，中国朝鲜族女性改为韩国国籍者为30349人。为了取得韩国国籍和在那里找到工作，朝鲜族姑娘找一些比她本人大好几岁甚至十几岁的韩国农村男青年或在城市里的低层劳动者结婚。

韩国外务部的一位官员说：“1992年建交以前不过数十件的韩中两国的国际婚姻，到1995年增至7600多件，其中一半以上的朝鲜族为获取韩国国籍而通过中介人缔结伪造婚姻，因此我们正研究防治对策”。

在中介机构的组织下，众多韩国无家可归的男子被选为结婚对象，为朝鲜族女性提供移民韩国的便利。

还有少数朝鲜族女性嫁到韩国以后，为了挣钱，以回国探亲为名，到故乡召集想嫁到韩国去的姑娘，介绍给韩国男性。介绍一人可赚8000~20000元的介绍费。

跨国婚姻的一个好处是，一人得道，全家享受。这些远嫁韩国者的父母也能够以参加女儿婚礼为名，进入韩国，逾期不归，非法滞留。19931995年，共有6773名朝鲜族父母参加在韩国举行的女儿婚礼，到期返回的只有688人，非法滞留者达6085人。

现在已经回国的龙井市朴女士1999年通过中介与首尔的一名中年男子结婚后，来到韩国。她的丈夫从她到 韩国的第二天开始就经常对其拳脚相加。但是因为结婚满2年才能获得国籍，所以她只能忍气吞声。直到有一天看到丈夫因喝醉酒竟拿起了刀，她最终还是向当地警 方报案，离开了家。

过了一段时间，其丈夫以“遭到结婚诈骗”为由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并且得到了离婚判决。那时，二人刚好结婚1年零9个月。因为在派出所留有案底，她很快被遣返了。

朴女士现在延吉的一家餐馆打工。她不愿意回想那段“远嫁韩国”的日子。在嫁到韩国之前，她已经结婚，还生了孩子。“每个月800块也够活了，孩子不在身边，每个月8000又有什么意思呢？”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除了远离亲人，时刻都有的紧张感也一直伴随着这些非法打工者。

2001年11月，正在工厂食堂里刷碗的尹红突然听见工厂大门一阵骚动。韩国法务部的人很快出现在她面前，在无法出示合法身份证件的情况下，她和另外两名非法滞留的朝鲜族人一起被带回了仁川法务部的拘留所。

“我们太慢了，其他几个人就跑了。”尹红微笑着回忆道。

和另外数十名被查获的“非法滞留人员”一起，从仁川港登船，经过20多个小时的航行，她回到了一别4年的国家。

大连警方在港口接收了他们。在拘留几天之后，他们被要求缴纳5000元的罚款，才能获得自由。“当时我觉得，回来也好，在国外‘黑着’心理压力太大了，工作也太辛苦。回国就自由了。”

然而国内的现实还是让她重新燃起了回韩国打工的念头。因为没有什么技能，她在国内打工也就能挣得每个月700~800元的收入。“心理落差太大”。另一方面，她的儿子刚考上高中，马上就要面临大学学费的压力。“为了孩子，再苦也得回去。”

一别4年，让她惊奇的是，当年在延吉到处托关系寻找的“门路”，现在已经满大街都是。

延吉的街头到处是各类出国中介的巨幅广告——这主要是针对年轻人的留学中介，显然不适合她。朝鲜语报纸 则整版整版地刊登“代办韩国探亲签证，100%成功率”的豆腐块广告，没有地址，只有一个联系电话。书报亭的窗户上、电线杆上、街头的墙壁上，“韩国婚姻 中介，可见面”的小广告铺天盖地。

她最终选择了与丈夫假离婚，然后再找个韩国男人假结婚。“本来是打算办探亲签证的，但是探亲签证要8万元人民币才能保证一定签下来。贵了，而且还没有韩国居留权。”

假结婚具有一定风险，并且仅限于女性，而探亲签证则显得更为全能一些。这种签证允许合法打工，一旦获批还可以在13年内多次往返。无怪乎探亲签证的价格也是最高的。

8万元里的4万元，会用来联系韩国的“亲属”，“没有也给你做一个出来”。剩下的4万元则是国内各级“中介”的利润。

根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在中国的“韩国签证营销网络”，分为搜集乃至层层递交护照资料的“中介”， 负责与各方尤其是领事馆、大使馆方面联系的“签证代理”（一般为韩籍），以及负责伪造文件的专业户。所交费用中，1.52万元用于贿赂领事馆、大使馆工作 人员。1万元左右用于准备各类假的身份证、离婚证，朝鲜族中小学毕业证书（用以证明朝鲜族身份）以及部分“中介”的利润。剩下的，则是掌握各种资源的“签 证代理”的利润。

也就是说，与领事馆、大使馆工作人员熟悉的韩国“签证代理”们，和使领馆的工作人员们一起占据了价值链的最上端。而这条价值链，最晚在2000年就已经构建完成了。

“（韩国）沈阳领事馆，有一位副领事，汽车后备箱里都是成捆的护照和现金。”在延吉，直接面向普通人的底层“中介”们为了强调自己靠得住，都会故意向前来询问的人“透露”此类秘闻。

据悉，韩国签证代理们一般居住在北京的望京地区，很多关系没有那么“硬”的望京韩国移民也在尝试这一行业。“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办成一张签证，在中国1年的生活费就有了。”

“我们这里是一条龙服务，被遣返过都没关系，可以给你换户口，换身份证，换护照，有真有假，假的和真的一样，真的就是真的。”在延吉市中心的一座写字楼里，某个“交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边眨着眼睛，一边解释说。

延边州公安局的数据则显示，“延边州每年要受理新申请护照10万个以上，我们延边一年新做的护照，比整个重庆市都多。”延边州的人口约为600万，而重庆市则拥有3000万人口。

韩国每年限定“在中同胞”可以获得探亲签证的名额为3万名。而每年的申请都在此数的两倍以上，除了负责核实资料的领事馆中国雇员之外，谁能获得签证则完全取决于领事馆签证官员（VO）的“自由心证”。

“你可以只交4万元，我们就负责帮你找到亲属，并做好所有文件。你要等半年左右才会等到领事馆的约谈，而且不一定能签到。如果再加4万元，只要20天，而且我们保证你可以签成。”交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为了省钱而交了4万元，想要通过办理“假结婚”再次前往韩国的尹红果然还是上当了。中介帮助尹红换了护照和身份证，办理了“离婚证书”，以及和一名韩国男性的结婚证明。但她的户口却没有和她丈夫分开，是“假离婚”。最终，尹红没有等到赴韩签证，中介也杳无音信。

尹红不再相信中介，她通过熟人关系，找到一家韩国公司，在缴纳了7万元的保证金之后，成为公司的正式雇员。通过“公司内部交流”的形式，2002年9月，她再一次踏上了韩国的土地，这一次是到首尔。

签证是3个月，但她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还是要非法滞留。7万元的保证金也不要了，和她同行的几十个中国人，也都选择了放弃保证金。

“这其实也应该算一种偷渡吧。”尹红解释说。

韩国梦 归何处

这一年，尹红已经48岁了，她的身体和年龄已经不允许她继续在食堂工作。她找到了一份替韩国家庭带孩子的保姆工作，每月工资120万韩币，比工厂和工地的工作，工资要少一些，但因为韩国持续的劳动力短缺，她的工资还是比第一次到韩国时增加了不少。

她还是有点后悔，第一次到韩国所攒下的一点钱，在第二次出国的过程中几乎花光了。而在延边，像她这样 “二进宫”的非法打工者例子也有不少。他们中的大多数第一次出国时都能攒下一点钱，然后或遣返或自愿回到延边，在给自己和家人买了一套房子之后，攒下的钱 也所剩无几，几乎都付给了第二次出国的中介们。

有的人甚至第三次，第四次偷渡韩国。当初设想的打工挣钱，回国做生意的“韩国梦”，鲜有实现者。

2003年初，韩国的移民法律再次进行了大幅修改，开始对“非法滞留人员”实施管制，并要求他们主动登记，限期出境。

2003年11月18日，“管制”正式开始的第一天，2300多名朝鲜族中国人提出“撤销管制”、“恢复国籍”等要求，在首尔、京畿地区的8所教堂展开了绝食静坐示威。

上台伊始的卢武铉总统，竞选期间就主张“积极主动”地解决非法外国侨民的问题。但强制性的措施引起朝鲜族，甚至韩国国民的大规模抗议。

中小企业联合会等游说集团也开始向他施加压力——据统计，韩国的低工资低技能岗位，每年有30万的缺口，这些缺口，主要是中国公民，尤其是中国朝鲜族的非法滞留者所填补。

卢武铉很快对移民政策作出调整，由管制转变为“管理”。2005年，韩国当局出台了最新政策，允许在其国内非法滞留的朝鲜族只要主动向当局申报，并自愿离境半年以上的，就可以凭法务部颁发的“出境证明”，在半年后到当地领事馆领取有效期长达5年的“工作签证”。

2006年5月，由于孩子要考大学，尹红主动申请回国。半年之后，她凭着“出境证明”在沈阳领事馆获得了5年工作签证。这一次，她只花了500元。

抵达韩国之后，在韩国官方的统一组织下，她又参加了3天的学习班，学习韩国的法律，以及在诸如打工被骗，老板拖欠工资等情况下如何向韩国政府求援的信息。学习班的最后一天，她拿到了一张“外国公民临时身份证”，这是她在韩国的第一张身份证明。

现在，身在韩国的尹红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刚刚念大学的儿子。中国的工作不好找，就算找到了工资也很低。尹红琢磨着多攒点钱，将来供儿子在韩国读研究生，“到这里的公司来上班，比我这个打工的老婆子要强得多了。”

尹红的梦想或许开始有点底气了。在首尔的九里山洞，已经出现了延边人聚居的“延边村”。“烧茄子”、“猪肉炖粉条”，这些中国朝鲜族从汉族那儿学来的菜，以前在韩国很难一见，现在到延边村就能找到。

到2007年9月，韩国还将进一步开放“工作签证”，并不仅仅是自愿遣返的非法滞留者，从没有去过韩国的“在中同胞”也可以申请这一长达5年的签证。

延边州报纸分类广告里，已经出现了朝鲜文的广告，“代办工作签证”。交流服务中心的人说，“工作签证真要是出台了，探亲签证恐怕就没这么火了，现在所有人都在跃跃欲试，不知道这个新业务能带来多少收入。”

但是相信签证无论如何变革，产业链大概都很难从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