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足球总踢不过韩国？
 
　　为什么日本政府向韩国道歉而不向中国道歉？
 
　　为什么韩国人不坐外国车而中国人热爱外国车？

　　为什么小小的韩国能掀起“韩流”，淹没东亚特别是中国数亿家庭的电视频道？
 
　　中韩两国的文化背景如此相近，为什么韩国的发展比中国要迅速得多合理得多？随着中国人对韩国越来越熟悉，中国人对韩国人的问号也越来越多。＜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本书解答了这些问题。
 
　　作者张宏杰认为，韩国人和中国人秉性上确实有不同之处。由于历史和地理、气候原因，韩国人和中国人性格一刚一柔。文化的发达和烂熟，使中国人过于圆滑和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质朴本性。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另一个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作者认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因素。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这就象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于是，中国政治家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最佳选择就是进行搁置，不予处理。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如果仅仅得出这些结论，那么，这本书不过是重复了“民族性”、“劣根性”的老调。让我们意外的是，作者敏捷地从这些分析中跳出来，指出，民族性格的不同，并不是造成中韩两国社会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相反，是近几十年中韩两国社会发展方式的不同，进一步造成了两国国民性格的不同。
 
　　作者认为，百多年来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指责，其实是一种误解。并不是只有中国人酷爱随地吐痰。甚至到了1731年欧洲还在随地大小便。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中说：“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的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
 
　　在六十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是世界是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韩国人自已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缺乏独立精神、懒惰、自私自利、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他号召韩国人改造国民性。而在几十年后，韩国人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通过观察韩国人国民性的变化，作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这和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
 
　　所以，作者把“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作者说，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到置。
 
　　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只有象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制度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